· 本周重点事件回顾与分析
(一)“低价版优衣库”GU进入香港 新品牌前景难料
优衣库近期市场表现不佳,迅销集团计划大力发展姊妹品牌GU,期待以低廉的价格赢得更多消费者。近日,GU宣布了品牌最新的海外市场扩张动作,将于3月31日和4月1日在香港连开两家店,正式进入香港市场。该品牌产品主打低价,平均定价是优衣库的60%-70%,曾有过“低价版优衣库”的称号。此前,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曾对外宣称计划在未来十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开出1000家GU门店。大力推广GU品牌的背景是迅销集团主力品牌优衣库近期因为“异常温暖的冬季”而连续下滑的业绩。迅销集团财报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6财年,集团净利润同比暴跌56.3%。然而,发力低端品牌并不一定能挽救迅销集团下滑的业绩表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迅销集团布局低价品牌很大程度上是为挽回消费者,但优衣库本身价格并不算高,因此二者价差可能并不足以支撑消费者细分,反而可能互相抢占市场,对集团造成不利影响。
快速推进海外计划
有“低价版优衣库”之称的迅销集团另一大品牌GU公布了最新海外扩张动作,将于3月31日和4月1日在香港尖沙咀和铜锣湾连开两店,正式进军香港市场。
据悉,GU诞生于2006年,主打低价产品,定价约为优衣库产品的60%-70%。GU目前市场主要集中于日本本土,至今在日本已开出340家门店。此前,迅销集团表示未来十年将新开设1000家GU门店,并将以中国市场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6年11月30日,优衣库海外门店总数达到1009家,而这是优衣库开设海外门店的第16年。由此可见,GU的门店开设计划可谓“激进”。
事实上,已经诞生十余年的GU此前的海外开店进度并不算快。2013年,GU的海外首家门店伴随优衣库旗舰店落户上海淮海路。一年半后,该品牌在中国的第二家门店开张。2015年8月,GU在天猫开设网上旗舰店。截至目前,GU在中国内地仅开设了4家门店。
但迅销集团对GU寄予了很高期望。在2016财年年报中,迅销集团表示,中期愿景是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信息化服饰制造商和零售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便是“致力扩展海外优衣库业务以及GU休闲时装品牌业务”,在持续于日本开设GU门店的同时,也将加快该品牌于国际市场的发展,以扩展GU事业。据迅销集团2016财年年报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GU门店数量较上年度同比净增加31家门店至350家门店,日本以外的门店10家。事实上,早在2015财年年报中,迅销集团便表示,将积极推广GU时尚休闲服品牌,加快该品牌于日本开设新门店及进入中国市场等。
迅销集团创始人兼CEO柳井正曾表示,要将GU发展成一个年销售额1万亿日元的品牌,使其成为“与优衣库比肩的迅销集团第二高峰”。
母公司业绩不稳
服装独立评论员马岗指出,迅销集团大力推行GU背后的主因很可能是集团不断下滑的业绩。资料显示,迅销集团近年来业绩出现了过山车般的跌宕,销售额增幅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北京商报记者翻阅优衣库往期财报发现,2014财年海外优衣库销售额增幅达到64.7%,2015财年增幅为45.9%。其中,大中华区为海外优衣库发展贡献了超强增长。从2014-2015财年数据来看,不难发现,海外优衣库的销售增幅仅呈现微下滑趋势。而2016财年海外优衣库销售额增幅仅为8.6%,与前两年相比,犹如坐上过山车般下跌。
值得一提的是,2017财年一季度集团虽然净利润大幅上扬,但是销售额却呈现疲软态势,2016财年一季度,迅销集团销售额同比增长幅度为8.5%,高于2017财年一季度1.6%的销售增幅。事实上,刚刚过去的2016财年,迅销集团业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财报显示,集团净利润同比暴跌56.3%,仅为480亿日元。其中,作为集团主力品牌的优衣库出现了业绩承压的现象。
在优衣库业绩不佳的2016财年,GU的业绩表现却相当抢眼。据迅销集团2016财年年报显示,GU业绩在2016年度获得压倒性强劲表现,收益与溢利均大幅增加,全年度收益较上年度增加32.7%至1878亿日元,经营溢利增长34.8%至222亿日元。在女装针织衫、裤裙及宽脚裤等潮流商品强劲销售带动下,GU同店销售获得双位数增长。
据此前2015财年年报显示,GU在这一财年中依然表现优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8月31日,GU收益达到1415亿日元,同比增长31.6%,营业利润是上年度的2.8倍,且协助除优衣库之外的全球品牌实现盈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年的财报中,GU开始被描述为“本集团第二大支柱品牌”。
新品牌前景难料
对迅销集团而言,进一步发展GU品牌的意义在于和优衣库的市场形成互补,也将增加迅销集团在与ZARA及H&M等强势快时尚品牌竞争的筹码。据了解,GU设计师团队约50人,以保证每周更新产品的速度,时尚线的单品通常销售2-3个月就会下架。
GU中国区市场部工作人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内地全部门店集中在上海。产品定位更年轻化,为18-30岁。日本市场上,迅销集团将GU的定位分为18-28岁与29-35岁两个年龄层分布,启用两位明星,代表两个年龄层;在国内,则聚焦于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与优衣库相比,GU消费群体覆盖的范围更窄。
对于“1+1大于2”这一美好愿景并不易实现。然而此前有消息称,迅销集团高层曾透露合并优衣库和GU的想法。由此可见,迅销集团内部对两大主力品牌的定位并不十分清晰。业内人士指出,优衣库本身定价并不高,GU定价更低,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优衣库形成消费者分流。
据北京商报记者此前在上海淮海路优衣库旗舰店与GU门店调查时发现,由于GU即在优衣库B1层,很多消费者会同时光顾两家门店,在服装款式较为相似的情况下会优先选择价格更低廉的GU。同时,北京商报记者发现GU门店的试衣间前长时间排着较长的试衣队伍。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年龄在25岁左右的北京、长沙等地消费者目前对GU品牌的认知度并不高。登录GU天猫旗舰店即可发现,店铺关注者为26540人,销量最好的一款产品是定价49元的女式彩色T恤,月成交量为1570笔。此外,知乎上一个“怎么看优衣库旗下的低端品牌GU”的问题,关注者仅335人。
业内人士表示,GU品牌目前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当然这与该品牌尚未正式展开宣传有关,但在中国目前服装市场接近饱和的状态下,迅速打开市场,并获得消费者认可也可能存在较大难度。马岗指出,不同的市场有各自的特点,国外与内地市场存在很多不同。GU的门店目前集中于日本市场。GU可以取得“压倒性强劲表现”,马岗认为,“这不代表可以在中国市场获得同样的成绩”。
马岗表示,其实GU进军低端价格市场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首先有来自线上品牌的压力,例如韩都衣舍等;同时目前已进入中国市场的快时尚品牌H&M、ZARA等十分强势,已在快时尚品牌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市场占有情况也较好,因此如何开拓市场成为GU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挑战。
派尚服饰搭配学院院长康兰馨同时也表示,若是商品质量可以获得保障,GU或许也能在中国市场取得良好发展。她指出,中国市场的广大,而逐渐成为消费主力的年轻人有较好的消费习惯,消费意愿较强,可支配的资金也较丰富。若GU能准确把握年轻消费者的款式偏好,更新速度快,店面布局有吸引力,GU也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二)新零售三大新挑战:科技、融合、成本
“互联网的革命才刚开始,它将改变人类的习惯和行业。未来这种改造会是非常彻底和血腥的。那些不能接受互联网+、AI+概念的公司,他们就会被颠覆。”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近期的这番预言,在各行各业激起了涟漪。
从美国零售业经验来看,线下巨头沃尔玛早在几年前就将“零售之王”的宝座拱手让给了新兴经济体代表——亚马逊。自诞生来,亚马逊一直依托科技力量,不断提升消费者体验,给市场制造着各种惊喜。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此次实地调研了解到,目前国内创新零售尚处在起步阶段,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相比国外同行,国内零售业科技含量较低、线上线下融合难、成本控制等问题比较突出。
线下零售商科技成色待加强
去年底,亚马逊一度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亚马逊推出的Amazon Go线下购物令消费者脑洞大开:无需排队,也不必结账,拿上商品直接走人。
这种搭载前沿科技手段的零售模式令人为之一振。而若论国内零售业科技含量最高的企业,自然当属阿里巴巴和京东了。此次实地调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程走访了电商双雄。
“阿里巴巴的云计算相当出名,也是重要的战略方向。交易数据能够帮助企业更加清晰的认识消费者,从而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提供更多价值增值。”上哲咨询零售事业部总经理范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
京东目前重点打造的智慧供应链,也是借助数字化供应链优势,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先进的零售供应链管理经验的有机融合,实现人工系统向智能系统的飞跃。
相比之下,“线下企业销售数据的积累体量是有限的,且真正重视数据和做好数据采集的并不多。”范鹏指出,“线下巨头既缺乏互联网基因,无法很快适应电子商务的土壤,也缺乏变革的基因。近年来,线上的发展和变化速度远远快于线下,传统线下商超多年来演化缓慢,早已习惯了步步为营的节奏,同时商业模式笨重,难以像IBM一样成为起舞的大象。”
而记者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与此说法也有类似,线下企业虽有借助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提升效率,但利用技术的深度和广度和线上巨头相比,远不是一个量级。
线上线下面临融合问题
过去近10年的发展中,传统零售业对电商的态度可谓几经转换。从2011年到2013年大多数线下实体店尚不知电商为何物,到2013年~2015年的逐步通过购物中心化、涉足电商进行反击,再到2015年~2016年传统零售业认识到必须改革、想方设法“触网”,可以说,传统零售业“互联网+”之路并不平坦。
范鹏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线上与线下企业互为优劣势,线上电商优势有两个,一是大数据,二是垄断优势,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和京东双雄并起,在资本市场极具号召力,因此,整合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快速集中。线下企业却是“战国七雄”,并没有如此强大市场份额的商超,整合能力自然较弱,要想在线上发展分一杯羹难度相当大。
在此次实地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线上线下融合是创新零售在当前阶段的特征之一,但要真正实现融合其实并不容易,“融而不合”或反映出线上线下其实各有考量。
天虹商场是一个案例,与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不同,它一直没有引进外部投资方或互联网巨头。
记者从天虹商场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2010年天虹就开始从PC端入手,探索线上业务。从2013年起,公司开始发展互联网零售,并且打通线上和线下的渠道。天虹电商事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有BAT公司曾寻求和天虹商场合作。“基于先天地理优势,我们拥有一群稳定的客户,而他们(电商)看重的正是我们线下的流量。后来,考虑到天虹自身的优势,天虹决定自行搭建全渠道模式。”
据零售专家丁立国也谈道,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其实对线下商超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互联网企业创造了另一种数据垄断,你和它(互联网企业)合作,数据一定会跑到它那里,你的数据基本上是被电商垄断了。”
成本控制是永远的挑战
记者在实地调研期间发现,不论是插上科技翅膀的电商,还是深耕用户体验的实体零售商,为在创新零售路上占得先机,纷纷尝试拓展新领域、嫁接新技术、打造新环境及发展新业态等,由此带来的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不仅涉及资金占用率,也对时间及人力成本的控制提出了挑战。
永辉超市在今年推出的超级物种门店,这种餐饮加商超的模式虽然具备了线上和线下两种场景,但从实际来看,大部分的消费都在线下实体店完成。天风证券也在研报中提到,现阶段超级物种线上订单占比约为10%。
范鹏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创新零售最大的弊端在于成本控制。创新零售强调线上线下融合,无论是线下打造体验店还是发展新物流配合线上,都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如果成本控制不好,就难以实现商业的本质: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
当然,正如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所说,凡是新事物都有适应性和发展阶段,不能以初期线上的量不够而去否定。
不仅仅是实体店,对电商而言,发展创新零售也面临着成本控制的挑战。阿里商家事业部负责人、资深总监张阔就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从新零售的实现难度上看,互联网技术对线下门店的智能化改造是一个难点。张阔介绍说,“首先,线上的每一件商品、每一个交易,实际上都是在云上一个系统的交互过程、实时在线的交互体验;线下则不同,会有大量的离线操作,如POS机和整个结算的体系等数据同步需隔段时间,如要将这些大规模的线下门店变成一个在线的体系和系统,这是对于整个系统和架构的一个大挑战;其次是人才的储备,这都是跟商业相关的事情。”
京东商城副总裁、京东Y事业部负责人于永利则就供应链谈道,线上零售业规模迅猛扩张,依托的是其背后强大供应链管理体系的支撑,供应链管理效用直接决定零售业的运营效率。
因此,对大型零售商来说,削减成本和简化流程尤为重要。
从海外经验看,零售商通常可以通过向供应商施加压力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但在国内,供应商通常比零售商更加强势,这就对零售商严格控制各项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
· 本周重点政策跟踪分析
(一)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去年网购抽查商品超三成不合格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心召开了最后一场部委记者会,“压轴出场”的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兼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孙大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会上,支树平就海淘、网购等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将进行全链条监管。
【电子商务】
网购商品抽查合格率69.2%
“我也有过网购经历,家里人也网购过。”对于电商产品质量的问题,昨日支树平表态说,“网购”、“网淘”,电子商务现在成为一个新兴业态,其流动性、跨界性、虚拟性的特点,对消费者来说确实很便利,但有些不法分子也利用这些特点,有欺诈消费者或者“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支树平介绍,目前,质检总局已专门成立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研究电子商务标准,现在立项了一批标准,形成电商体系的标准“过滤系统”。
同时,专门为“3C”认证开通一个“云桥”系统,支持阿里巴巴、京东等7家主要电商平台,与质检总局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数据库进行对接,“一年多来,我们交互的证书信息就有102万项。”
支树平说,电子商务是新事物,会帮助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品质控制体系,提高他们的自检能力。
而质检总局也组织了“神秘买家”,在网上买一些样品进行检测,不合格的就公布、下架。
支树平说,仅去年一年,大概抽了6891批网上样品,不合格的有2122批,合格率69.2%,“我们找到这些不合格企业,就实行整治,不合格产品必须下架”,新的一年,会从源头、标准、监管做起,着力培育“品质电商”。
【境外代购】
海淘商品暂未纳入货物管理
对于公众关心的“海淘”商品质量问题,支树平坦言,其中质量和品质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压力也很大。”
目前,质检总局对跨境电商的监管,由于还在国务院批准的过渡期内,所以主要是作为个人自用物品进行监管,实施检疫,“重点看有没有疫情疫病、有害生物传入风险”,至于产品质量则是由购买的个人自己负责。
支树平说,如果下一步海淘商品要纳入货物管理,就要从市场准入到生产注册许可、进口检验等,按货物来监管。
对于台湾媒体提出的,一月份4成台湾地区进口食品被“退回”情况,支树平说,今年公布的一月份未予准入食品、化妆品的信息中,总共公布了403批次,其中有175批次来自台湾地区,包括167批食品和8批化妆品,来自台湾地区的不予准入食品、化妆品占到43%以上。
他表示,台湾地区进入到大陆的食品、化妆品,虽然每批次数额不是很大,但是总批次数量很多。去年输往大陆食品中,台湾地区的食品总额只占到1.3%,但是批次占到5.3%。去年总共从台湾地区进口8万多批,检出了700多批,检出率不到1%。
【食品安全】
352企业列入不良记录名单
支树平介绍,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对于进口食品采取了进口前、进口时和进口后的全链条监管。
“境外地区要把食品进到中国,我们要对他们的食品管理体系进行评估”,他介绍,质检总局要求境外进到中国的企业实行注册,对进出口商进行备案,还要求附出口国家(地区)的官方证书,“这样的话,就把监管的源头伸到境外去了。”
据统计,现在已经有178个国家和地区,8大类2000多种进口食品获得准入。对89个国家和地区共16000多家食品企业实行注册,还对12万多家境外出口商和3万多家境内进口商实施了备案。
进口食品到了口岸要进行现场查验,要抽检送实验室检验。发现问题,进行风险监测预警,“对不合格的食品,该销毁销毁,该退运的退运。”
进口后还要跟踪监管,把住“最后一公里”。支树平介绍,现在建立了食品进口销售记录平台,仅2016年就已经录入了55.9余万多条信息,其中对352家境内外企业列入不良记录企业名单。这样对进出口食品可以做到“源头可追溯、去向可追踪、产品可召回”。
· 本周聚焦
(一)海澜之家叫板优衣库 服装行业哪种经营模式最靠谱
海澜之家在去年,真的成了“男人的衣柜”!众所周知,去年消费市场增势疲软,但海澜之家却新开店铺1500家,着实在中国男装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去年该企业营收同比增幅超过7%。
纵观海澜之家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企业不断抢占优质商业资源,并积极向一二线城市辐射渗透,并加大力度开拓购物中心门店,对门店的网络营销布局进行优化。如今基本上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县、市。
然而纵观国内服装行业,却鲜有企业像海澜之家这样开疆拓土。在2016年上半年,朗姿股份关店29家,利郎关店50家,卡宾关店47家,而美邦也关了不少低效亏损的门店。再这样的大环境下,海澜之家却放言要与国际快时尚品牌优衣库比拼。那么这家企业又有什么底气呢?与这家逆势上扬的企业相比,其他服装企业又存在哪些差距呢?
目前我国服装类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有直营模式(以朗姿股份、卡奴迪路为代表)和加盟模式(以美邦、七匹狼、森马为代表)。
那些遭遇经营困境的服装企业,大多采取的都是“加盟模式”。虽然加盟模式不需要品牌商自己找店开店,并且还能利用加盟商的渠道实现销量上涨,对资金的积累与品牌的塑造可谓立竿见影,因此为不少品牌公司所使用。
但是由于加盟店所有权为加盟商所有,在利益问题上,加盟商与品牌商并不统一。同时品牌商对终端门店的管控也鞭长莫及,尤其是对于实体渠道的销售数据、货品管理、渠道形象等方面难以统一管控,更谈不上掌握终端的销售情况,对消费需求做出快速调整了。
这种模式,使得服装行业“连而不锁”成为常态。而随着行业景气度下降,这一模式的弊端越发凸显:加盟店库存积压的现象尤为严重。
反观ZARA、优衣库等国际服装品牌,这些外资企业为何敢在行业下行之际杀入中国市场?因为他们采用的是SPA(Specialty Store Retailer of Private Label Apparel,自由品牌专业零售商)模式。这些外资服装企业深深懂得终端运营的重要性,对供应链尤其是存货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较高,同时也能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最直接的调整。如此一来,“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局面就形成了。
而海澜之家更是利用零售导向的赊购模式,促成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同时为了保障产品品质,海澜之家还与供应商签订了“滞销商品可退货”等协议,保证其店内产品都是热销新款。
在服装行业一片萧条之中,这些企业能做出如此优秀的成绩,确实值得整个行业借鉴。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服装行业产销需求与发展前景预测分析报告》的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当下我国人均服装消费支出仍旧处于较低水平,行业仍具有较大开拓空间。
(二)限韩令后风波不断 谁会成为下一个“乐天”影城
随着韩国部署萨德导演系统,引发“限韩令”以来,中韩两国的影视交流合作将入冰点。中韩合拍片遭遇困局,到综艺韩国团队退出,再到萨德事件致其乐天影城遭殃。全产业链受阻,“限韩令”成为了中韩影视产业的一个重要节点。
近日据媒体爆料,乐天影城在中国也面临了“撤出中国ii”危机。在近期,沈阳、威海、苏州三家(银兴)乐天影城通过其官方订阅号率先公布其影城改名为龙之星国际影城。与此同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多家原名字里面的带有乐天字样的影城也在多个渠道悄然将影城名字中的乐天字眼去除。
随着乐天影业危机的出现和政治风向的不明朗,中韩合资影城谁会站在下一个“枪口”?
乐天电影产业低迷,遭遇危难“撤出”或是双方选择?
虽然“限韩令”如同一把悬刀挂在头顶,但是对于国内电影院线来说影响微乎其微。毕竟外资进入内地政策规定不能直接建立院线,只能建立影院。而且合资影院中方占股比例均需超过51%,由此一来大多外资影院需要“投靠”内地院线,在名字上也有极大的模糊性。
2017年2月27日,韩国国防部表示乐天集团决定把星州高尔夫球场地皮转让给韩国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若双方正式签约,会很快开始设计和施工,在5-7个月内即可完成“萨德”部署。
乐天带火了部分抵制活动,除了国内大批量超市遭殃以外,乐天影院也进入了人们视野。据悉,目前国内有十余家乐天影城,但因为外资投资影城的政策要求,基本都隶属于湖北银兴院线。
此前有媒体报道,因为乐天事件的敏感性,大多带有乐天字样的影城都已经开始了更名活动。而如今乐天事件无法有效的解决,或许会进一步重创乐天影城在中国的业务,甚至有可能退出。
因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带有乐天字眼或者乐天“前身”都有可能给影院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失。而对于乐天集团,因为敏感事件无法在内地有效立足,未来前途的不明朗也让其骑虎难下。内地电影市场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票仓,对于影院的直接经济效益可想而知。虽然内地流传所谓的“八大院线”,但行业集中率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高。
但乐天影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零星的影院建立和内地电影市场增速放缓,外加政治影响,让其左右为难。
这似乎不得不提到乐天影城自身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乐天集团是韩国五大集团之一,世界五百强跨国企业。电影业仅仅是乐天集团的一个分支,虽然背靠乐天集团,但其电影业发展似乎一直停滞不前。
2015年,国内就有媒体报道,乐天集团的电影业发展十分低迷。坐拥国内发片量第二,但截至2015年却没有出现观影人次超过1000万的热门作品(韩国电影的硬性指标是观影人次的多少,而非票房高低),即便是超过百万观影人次的作品也寥寥无几。如此一来,乐天娱乐在韩国电影也发展并不突出。
在海外电影院的建立上也远远无法与其身份相匹配,乐天集团在中国的电影院数量据统计不足20家,而希杰集团旗下的CGV影院却在内地已经开设了100多家电影院,无论是规模还是品牌知名度远不及后者。
自身发展遭遇瓶颈,海外发展停滞不前。如此一来,乐天在国内的前景更加迷茫。
中韩合资影城“水土不服”,“限韩令”雪上加霜?
限韩令对于韩国娱乐业绝对是重创打击,YG和SM、CJ、JYP、F&C娱乐等韩国主要娱乐公司的股值都曾因限韩令的影响出现较大跌幅。
虽然去年,“限韩令”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肯定。但关于“限韩令”升级的传闻却一浪高过一浪,据此前媒体报道仅去年11月21日一天,四大韩国娱乐公司在一天共计蒸发市值约55亿韩元(约3200万人民币)。其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SM与CJ损失最为惨重,分别蒸发14亿(约820万人民币)与34亿韩元(约2000万人民币)。
而CJ集团和内地关系较为密切的就是CGV影院。CGV是韩国CJ集团下属的一个上市分公司,主要从事影院开设与经营业务。是韩国第一家引进多厅影院的公司,也是韩国最大的影院公司,在韩国拥有100多家影院。韩国CJ 集团旗下的CGV公司在全球6个国家拥有332个影院,2589块银幕,成为世界排名第五的影投管理公司。进入内地后,CGV主打高端精品院线。据悉在此前两年,国内电影票价超过40元的只有CGV和万达两家。
除了内地的“高端”旗号,CGV让内地熟知的是去年。万达院线宣布,正式与韩国CJ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约定就CGV影院加盟万达院线、CGV影院映前广告代理、4DX影院建设等事项开展合作。
不过自2006年,CGV进入中国开设第一家影院开始,CGV的盈利之路一直不太顺畅。再加上其主打的高端路线,大大增加了影院的建设成本。尽管CGV是韩国影院在内地的“第一品牌”,但由于长时间的亏损,希杰集团甚至一度想让CGV撤出中国。
但挺了过来的CGV,不仅逐步开始盈利,还傍上了万达。只是如今遭遇了限韩令,这家刚刚缓身的老牌影院未来之路还是充满荆棘。
除了CGV,还有另外一家老牌影院在内地发展正盛。2007年韩国好丽友集团旗下的美嘉欢乐影城正式入驻北京。2007年7月3日,美嘉欢乐影城的中关村店正式营业。据悉,该影城拥有8个影厅,1680个座位,是北京当时座位最多的影城。
但中韩合资影城进入内地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就是“水土不服”,一些战略决策都让其数年处于亏损状态。近两年内地电影市场的突飞猛进,也让这些影院抓住了发展的“红利”。但稍微缓过神来,限韩令的出现对其无疑是一个噩耗。
背后中国资本受牵连,万达是否因此受损?
“韩流”一直是中国娱乐产业发展最为依靠的“老师”,两国娱乐产业也曾紧紧拥抱。
2014年10月,浙江华策注资Next五千万美金(约3.3亿人民币),先后参与投拍了《Kill Me Heal Me》等经典韩剧,也拿下了部分海外发行权和翻拍的版权。
2015年11月,苏宁加投两千九百万美金,控股韩国经纪公司FNC,主导合资拍摄的原创影视剧。
根据韩国西江大学的研究显示,从2014年9月开始,中国公司向韩国30多家企业投资了约3万亿韩币(约164亿人民币)。其中,17家企业集中在游戏、网络和影视娱乐领域,1386亿韩币投资给了6家娱乐公司。
2014年10月8日晚间,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华策影视全资孙公司华策影视(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策香港)将斥资3.23亿元人民币收购韩国电影行业巨头Next Entertainment World公司(下称NEW公司)发行的股份,投资后华策影视将持有NEW公司15%的股权。
随后2015年 10月5日,华策影视和韩国的电影投资发行公司 NEW 正式宣布成立新公司“华策合新”,这个中韩合资的公司计划在未来 5 年内每年投资和制作不少于 2 部电影。但从去年多部中韩合拍的影视作品“搁浅”似乎证明这样的合拍方式并不保险。
而与CGV紧密捆绑的万达近来似乎也诸事不顺,因为政策管控收紧,收购DCP集团最终宣告失败,这也是万达首例海外收购的失败案例。而随着乐天事件的影响,是否会波及到CGV还并不明朗。
万达集团作为世界电影史上首个跨国院线集团,除中国万达院线外,已在全球并购了美国AMC、美国卡麦克、澳大利亚赫伊斯、欧洲欧典、北欧院线集团,目前累计拥有1470家影城、超过15000块屏幕。王健林希望达到的20%全球电影院线的“小目标”逐步迈进,但万达院线和CGV合作并非仅仅看重CGV在内地市场的份额。
CGV还拥有Starium(自主研发的数字巨幕)、ScreenX(独立开发的正银幕+左右壁面多银幕投影系统)、4D plex等银幕新技术。对于万达院线而言,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在新技术领域获得“强援”会让其更加稳妥。
如今朴槿惠已经被韩国弹劾下台,新总统上任后能否改变中韩两国的政治关系对于这些在国内渴望更进一步发展的中韩合资影城来说至关重要。或许谁都不希望,刚刚开始盈利的影城就此因为政治影响被迫撤出中国,而对于中方资本来说,也势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
只是如今所有的砝码都押注在韩国政府的态度,风向的转变或许会成为这类影院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