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周重点事件回顾与分析
(一)5月重卡排行榜:解放销量连续5个月破2万
根据中汽协最新产销数据显示,5月,国内重卡总销量9.77万辆,同比增长50.71%;1-5月,重卡销量累计达48.61万辆,同比增长73.02%。
其中,半挂牵引车销量4.73万辆,同比增长40.75%;半挂牵引车累计销量27.2万辆,同比增长98.3%,几乎翻了一番,涨势劲猛。从市场占比来看,半挂牵引车占重卡总量的55.96%,已经超过一半的市场比重。
从1-5月销量排名情况来看,各个重卡厂家排位非常稳定,没有变动。具体看点如下:
1、5月重卡销量达9.77万辆,创7年来历史新高。历史数据对比显示,自从2011年以来,5月份的重卡销量从未超过9万辆,而2017年则一举达到9.77万辆,几乎快冲破10万辆大关,仅次于2010年5月份的10.7万辆——熟悉市场的人都知道,2010年国内重卡总量突破100万辆,具有划时代意义。
事实上,今年的“金三银四”过后,不少媒体都推测说重卡市场要遭遇惨跌,5月份销量很可能遇冷。然而结果显示,5月份的重卡销量又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意外的好成绩。
2、解放5月份重卡销量2万辆,累计销量达11.1万辆,累计增长86.93%。事实上,解放重卡已经连续5个月销量均突破两万辆,1-5月累计销量不仅站上10万辆台阶还一举突破11万辆,一路领衔重卡市场。
3、东风紧随其后,屈居亚军。5月销量1.97万辆,累计销量9.22万辆,累计增长71.95%,尚未跑赢大盘增长线。
4、第三名重汽,5月销量1.76万辆,累计销量8.18万,累计增长率76.52%,发挥比较稳定。
5、陕汽当月销量1.53万辆,累计销量7.13万,累计增长80.64%;而其老冤家福田2017年的成绩则让人大跌眼镜,5月份重卡销量仅0.88万、尚未突破一万辆,也几乎只有陕汽销量的一半;而其1-5月累计销量只有4.62万,比陕汽的7.13万相差2.51万,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个差距在去年同期还仅仅只有0.73万。
福田1-5月累计增长率仅有43.87%,在各厂家中垫底。可以说,福田自从2016年以来一心打造超级卡车,但是市场反响不佳,看来,这一步跨的有点大了。
6、5月份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红岩这匹黑马表现越来越抢眼。当月重卡销量达4183辆,距江淮的4252辆仅相差69辆,其1-5月累计销量1.61万辆,累计增长率达148.8%,也是前十厂家中累计增长率最高的。
事实上,2017年以来,红岩每个月的累计销量增长率都在120%以上,每个月都翻倍涨,也是让人看傻了眼。有用户调侃说,自从依维柯退资后,上汽红岩简直势如奔马,一路向前,看来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圆啊!从成绩表上来说,这话不无道理。
重卡市场2017年开年延续了去年年底921治超带来的红利,销量一路猛增,尤其牵引车市场迎来历史性的大爆发;加上“十三五”的基础建设投资开始发力,多地工程建设上马,以及“国五”排放标准升级,政策、市场双管齐下,因此2017年重卡市场持续走热。
数据显示,哪怕像在5月这种重卡传统月份的低潮期,依然热度不减,销量几乎要突破10万辆大关。而且,在牵引车市场持续保持火热的状态下,工程车、专用车的市场销量也提升上来。
(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呈现五大特点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副会长王禾日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参与和支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累累硕果。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业务发展呈现五大显著特点。
王禾是在第八届紫光阁论坛暨2017年度《紫光阁》杂志理事会年会上说这番话的。
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快速增长。2016年,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开拓更加活跃,项目投议标数量同比增长58%,金额同比增长52%。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合同总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行业新签合同总额的51.6%,同比增长3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同比增长9.7%。
二是业务增长进一步向交通、电力、房建领域倾斜。王禾介绍说,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影响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交通、电力和房建等优势领域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2016年交通、电力及房建新签合同额占到了行业新签合同总额的63.7%。2016年交通运输建设领域新签合同额557.4亿美元,业务占比达到了22.8%。电力工程领域稳步发展,新签合同额达535.9亿美元。房屋建筑领域新签合同额461.7亿美元,同比增长25.3%。
三是大型项目竞争力显著提升。2016年,境外新签合同额20亿美元以上大型项目8个,主要集中在电力、铁路、水利、房建、石化等领域。大型项目投建营一体化发展、全产业链通力“走出去”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四是业务转型升级取得较大进展。一是企业探索以BOT或PPP等模式参与大型国际项目初见成效,行业内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凭借在技术储备、运营管理、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加大了对BOT/PPP的探索和尝试,主要集中在电力和公路投资开发领域。二是承包工程相关投资和综合开发类项目逐渐增多,在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方面,企业凭借市场资源,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和建设。
五是中国工程企业能力进一步增强。王禾介绍说,2016年,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2016年实际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企业达到了1056家,平均新签合同额2.31亿美元,平均完成营业额分别1.51亿美元,分别较2015年度增长16.7%和4.1%。
二、本周重点政策跟踪分析
(一)高端装备业获政策推力 渐成装备制造业“新名片”
高端装备作为制造业的高端领域,一直是国际竞争的焦点。2016年8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制造业创新中心等5大工程实施指南的通知》,正式发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强基、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创新等5个工程实施指南,明确了未来5年至10年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
中国经济网首席评论员温鹏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实施指南的提出,有望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突破发展的瓶颈和短板,以此进一步带动制造业水平的全面提升,同时将为装备制造业长期投资指明方向。
在他看来,高端装备制造作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对于引领整个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将创新放到发展的首位。对于企业而言,没有持续的创新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和持续的竞争力,这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来讲更是尤为重要。虽然近年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提出要集中资源,着力突破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农机装备等一批高端装备,提高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首先要立足国内,加快突破制约发展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同时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起点发展我国高端装备产业,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在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同时,还应注意把握全球高端装备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选择我国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重点方向作为突破口,实现重点领域的率先发展。
三、本周聚焦
(一)立足长远 先进装备制造业“加码”智能制造
统计显示,5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3%和10.3%,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8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有一条数据值得注意:1月至5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50.4%。
自《中国制造2025》印发以来,“机器换人”成为不少制造业城市最热门的“口号”。“机器换人”的效果如何?作为“智能制造”基础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怎么样?近日,光明网记者走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中国南部制造业重镇,实地探访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转身”
立足长远 “智能制造”忌一拥而上
而正如粤语深植于广东人的日常生活中一样,装备制造业也一直与外贸进出口、现代服务业共同“撑起”了广东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受到外部金融环境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再加上周边国家“低成本”的竞争压力,原本依靠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驱动的中国制造业优势不再,亟待转型。
随着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概念成为热门。当前我国部分领域劳动力短缺的现状更加快了制造业“机器换人”的步伐,多数制造业企业都在谋求转型。对于多数企业来说,他们缺乏“转型”地前期积累,短时间内“一拥而上”很可能事倍功半。
在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吴智恒看来,当前我们很多企业智能化改造只能算在“起步阶段”。“有的甚至不能叫智能化,叫自动化还比较贴切。”他举例说,国内不少生产工业机器人企业,硬件是自主生产,但最为核心的软件生产环节,还在部分甚至完全依仗技术进口。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吴智恒向光明网记者指出,“智能化需要一个过程。”
光明网记者在佛山等地走访的过程中也发现,部分工业机器人的生产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视觉识别等技术的应用方面一定程度还依赖国外技术。东莞某电子配件精密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光明网记者,“机器换人”企业肯定是支持的,这对长远发展有好处,但是由于前期投入较大,刚开始他还是比较犹豫。他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在银行信贷普遍收紧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特别是当前遇“冷”的制造业企业很难一下子拿出这样一笔钱。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量力而行,不要期望“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而从城市的发展角度来看,城市更需要的是梯次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企业周边要靠完整供应链的支撑才能发挥高效能。
“与佛山、东莞、广东等城市相比,深圳的一个优势就是原器件配套完善,多数机器人在深圳可以找到它配套的生产供应链。”深圳市公平贸易促进署署长高瞻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深圳机器人行业配套很完善,因此企业数量日益增长。从供应链上游开始逐步转型,对中小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新思路。
“落地”
从共建到参与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相较于一些基础较差的中小企业,转型阶段的企业在推进“智能制造”过程中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而本应是企业核心科技源头的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却也在为如何不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落满灰尘”发愁。这在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买家(企业)难“买”,卖家(科研机构)愁“卖”。
事实上,产学研结合难已是业内公认的事实。通过校企共建科研基地和项目合作是最常见的两种产学结合的方式,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论是长期共建还是单一项目的短期合作,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终归分属于两个系统内,正如两个闭环,尽管相交,但接触的面积有限,这也就使得科研机构对于企业的需求不甚了解,成了企业眼中的“闭门造车”,而企业难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易成为科研人员眼中的“不识货买主”。
如何打破这两个“闭环”?市场力量是关键。
广州市的做法是计划成立50亿转化资金,要用转化资金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到创新领域中去,弥补资金不足的短板。“这几年我们在创新上的财政投入增速非常大,但政府投入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要靠社会资本。”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副巡视员石鹏飞表示。
除了市场力量的介入,如何处理好企业与科研人员的关系与相互之间的定位,也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关键。
“我现在是双重身份,走上讲台,我就是大学里的教授,走出学校,我又是企业的研发副总。”广州工业大学教授蔡念与他的团队参与到广东一家精密测控企业的创办于研发中,在企业中担任研发副总。目前,该企业的研发团队已经申请专利100余项,将核心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尽管对于科研人员“下海”,当前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无疑是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融合的可行办法之一。
“换人”
换人不去人 效率提升吸纳更多劳动力
成果转化难是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遇到的难题,而对整个城市的“智能制造”发展而言,“机器换人”还涉及到融资、就业等方面的社会问题。
“最先发展,最先遇到问题,也需要最先解决问题。”
这是在2016年,时任东莞市市委书记徐建华在与光明网记者对话时的表态,这也正是当时东莞乃至整个广东制造业发达地区都面临的情况。
从兴盛时期的“广东四小虎”到如今的穗(广州)、深(深圳)、禅(佛山)、莞(东莞),广东地区在制造业的发展上一直走在前列,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最先面临着转型的抉择。
在实行“机器换人”之初,就有不少人就心存疑虑:“换下来的人往哪里去?”也有人将其解读为一大批人将丢掉“饭碗”,事实真是如此吗?
徐建华早前接受采访时对“机器换人”做了解读,他表示“机器换人”的重点领域是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有助于让更多员工脱离。
事实上,“机器换人”从来不是削减员工的开始。光明网记者在东莞一家精密电子制造厂的车间里看到,原来他们的一道制作工序最多需要12个人,使用工业机器人后,现在只要两个人操作机器就可以。“当然,‘换’下来的工人也并不意味着就失业了,我们会培训后让他们自主选岗。”该企业负责人介绍,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换人’后机会只会更多,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没活干。”他笑着介绍。
“角力”
转型比拼的是人才
推进“智能制造”起步有早晚,相对于佛山、东莞等城市,深圳的“转身”后的效果更显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口头上的“北上广”变成了“北上广深”。2016年,深圳的GDP总量1.95万亿,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四,
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似乎点出了深圳发展的秘诀:深圳优于其他城市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公平竞争和实现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正是因为人在深圳的聚集,深圳故事的发展进入了高潮:任正非、侯为贵、王传福、汪滔这一个个名字的背后,是华为、中兴、比亚迪、大疆这样一批在中国制造业中响亮的名字。
先进制造业之争,事实上是企业与人才之争。
“我们前些年从清华大学引入了一个科研团队,他们只对软件的核心算法做了一些更改,我们产品的效率就×2了,这对工厂而言,也就意味着成本÷2。”佛山某机器人自动化制企业的副总陈洪波给光明网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样一年下来能给节约下一大笔开支,这对于处于转型期间企业至关重要。
“通常来说,智能化产品最重要的是编码,也就是软件而非硬件,软件的开发人才是关键。”陈洪波很是感慨。
如何吸引人才?又如何留住他们?
光明网记者从一家从事3D技术研发的企业员工那里了解到,他们关注城市的发展前景之余,对于生活的舒适度也有一定的要求。而这舒适度包括住房条件、周边环境以及交通等等因素
而前段时间网上盛传的“华为因为高房价将搬离深圳”的谣言着实让不少实业家慌张了一把,尽管华为已经澄清搬离与房价无关,但是深圳房价过快上涨还是给身在深圳的人和工业企业带来不少压力,这种压力并非来自于市场的竞争,而是源自不断攀升的“扎根”成本。
易中天在十几年前感慨,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体。而对于每个处于转型期制造业城市来说,人才的流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从制造向“智造”再到“创造”,主体都是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未来。
(二)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新的隐患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Ross)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关注美国半导体领域的产业安全,因为半导体的国防安全应用范围很广,可用于军方硬件和众多国民经济相关设备中。
关注产业安全的不仅仅是美国一个国家,产业安全始终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和重要内涵,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装备制造业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军工保障等硬实力,其发展水平决定着各国现代化的进程。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运行进入中速增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效应初步显现,促进了装备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显现,如果不能引起重视,或许会产生新的产业安全问题。
诸多隐患
随着新技术逐步在装备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发达国家推行先进制造业回流,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新的隐患。
目前,我国高端装备供给能力不足,核心部件依赖进口。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件,如机器人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增材制造的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伺服电机高精度编码器,数控机床所用高效刀具均依赖进口。究其原因,是我国工业“四基”薄弱,缺乏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工程机械高压柱塞马达、新型电力电子器件、MEMS等先进设计制造技术。
德国的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工业价值链均已出台三维参考架构,并开始积极向国际标准化组织申报顶级标准,如果我国智能制造业不加快标准建设,将继续缺乏标准国际话语权。在新兴技术方面,如增材制造,由于参与企业合作不足,尚未执行统一标准。此外,产品精度、可靠性和生产效率方面与进口产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车床、铣床和磨床的单向重复定位精度基本在2.5μm;对于国际高端的1.6μm甚至1.0μm,尚处于研发阶段;质量方面,国产数控系统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为1万小时,而国际水平已达8万小时。
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缺乏,专利数量不多。据欧洲专利局数据,通用设备领域,我国仅有89项,远低于日本890项、德国1278项和美国2229项;在电气设备及能源供应、仪器仪表和运输设备方面,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专利数均在千项以上,而我国才百项,差距较大。此外,由于专利申请量成为政绩考核重要指标,专利数量增多的同时,质量却不断下降,大部分为实用新型专利。
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从经营管理层面来看,缺少具有预见力的领军人物以及高水平研发、市场开拓、财务管理等方面专门人才;从员工队伍层面来看,存在初级技工多、高级技工少,传统型技工多、现代型技工少,单一技能的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的现象,影响产业技术实力的提升。
此外,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研发实力,加大对中国高校人才的培训投入,这种人才渗透战略不利于我国企业后继人才的发展,影响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
同时,我国制造业两化融合水平低,智能制造存在短板。我国地区间、行业间以及企业之间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一些企业已经进行智能化探索,但大量工厂仍处于工业2.0阶段。智能化的软硬件缺乏自主研发技术,高端传感器、操作系统、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在大数据推动数字和流程整合转型方面落后全球整体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能制造的发展。
我国高档数控系统的研发和生产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境况,如精度方面,我国数控系统可实现微米级精度插补,而发那科、三菱、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均为纳米级插补或纳米级运算精度。全球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主流工业软件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美国PTC公司和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我国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劣势。
缺乏安全意识,对工业大数据保护不足。目前在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高度强调工业网络信息安全的背景下,对传感器、激光器及其承载的数据安全问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美国、欧盟的两用物项管制清单中,都将“传感器和激光器”单独列为一类,如美国有57种物项,欧盟有33种,而我国只按照核供应国的要求对4类物项(光电倍增管、扫描相机及成像设备和技术、速度干涉仪)实施管制。
发达国家加大对我国的管制,影响我国国防军工产业安全。出口管制改革后,美国总体管制措施是放松的,但对中国歧视性做法及对华管制从未放松过,且有收紧的趋势,如已放松管制的卫星和相关产品仍不能被出口或再出口到中国或在中国发射。美国还对跨国公司在华分公司的最终用户及物项出口的最终用途实施监控,对其中国分公司出口、转口和国内转让物项实施监控,并接受美方人员的“现场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