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等联合举办的长安讲坛第259期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了题为“中国的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机会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余永定表示，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上升，融资贵、融资难问题非常突出，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要解决融资贵、融资难这一问题，靠货币政策副作用过大，关键还在于压低中介成本，根本方法则是要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其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融资贵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
长期以来中国的利息率偏低，从经济学上来讲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但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利息率却在上升，换言之就是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上升。
从短期来看，这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看得远一些，则涉及到中国金融的稳定。有三个事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也就是所谓的杠杆率非常高。杠杆率可以用公司债务对GDP的比来衡量，根据社会科学院和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是120%-150%左右，可能是世界第一。根据标普提供的研究成果，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美国才是13万亿美元，说明中国企业债务问题非常严重。
第二，中国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5000个大的非金融公司，平均利润率一般是在7%左右，中国500强的平均利润率是2%多。
第三，企业的融资成本在快速上升。中国5000家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是6%多，融资成本是6%多甚至7%。这三个事实加起来，你会发现企业的杠杆率会越来越高，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危机。
融资难、融资贵不简单对当前企业的生产、财务成本造成影响，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不是特别多，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房地产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崩溃造成不良的债权。其实，房地产相关贷款在银行的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仅是20%，更何况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会导致所有的房地产按揭贷款都成为坏账。虽然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从数字上来比一比，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可怕。
关键是要压低中介成本
在2013年以后，中国企业融资难变成突出问题，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介成本上升，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消极的影响。具体原因包括下述几方面：
第一，加成率过高。当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超过7%，500强是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平均利润率6.04%，对比非常鲜明。
第二个是风险议价上升比较厉害。银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银行给你企业提供贷款要求首先要有抵押，还得有担保。而且在确定企业抵押品价格的时候往低了压价，还让企业付评估费。总而言之，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银行维护自身安全。这种考虑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走过，如果银行都不想冒风险，那么整个经济就会出现衰竭。
第三个原因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替代作用。如果银行认为房地产价格会继续上升，地方政府借的钱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归还，于是把钱大量借给房地产商或地方政府。那么另外一部门，比如中小企业，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钱。那么进入这个部门的资金，利息率就会收得非常高，最终拉动加权平均利息率上行。
第四，现在存在两种控制，一种是信贷规模控制，还有一个是75%的贷存比控制。银行有了资金后使用资金才能够有利润，本来银行直接把钱借给企业就行了，现在由于种种规制不能直接借，要通过张三李四王五之后才能把钱借给企业，这些中间环节也要分一杯羹，自然就把资金成本提了上去，这可以认为是一种交易成本。
根本解决融资贵要靠金融改革
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融资贵、融资难问题，部分跟货币政策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加速我们的金融改革，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四个。第一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机制。第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第三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四资本项目自由化，解决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其中，第二和第三是一致的，你可以把它归为一个东西，讲利率市场化，其中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