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重点事件回顾与分析
(一)红旗连锁:打造“互联网+”便民生态圈
在成都及周边城市拥有2700余家门店的红旗连锁超市,已然改变了线下门店的传统经营方式,正在打造“连锁+互联网+金融”新模式,从而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便民生态。
根据红旗连锁最新发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63.22 亿元,同比增长15.23%;2016年进店消费人次更是高达3.56亿人次。这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逆势扩张
根据红旗连锁的公告,截至2016年底,公司门店合计2704家,经营面积合计54.08万平方米,报告期新开门店538家,关闭108家,稳居西南便利店连锁超市龙头地位。
实际上,红旗连锁的快速扩张始于2015年,一年内连续启动三起收购案。“做大做强最快的方式就是收购竞争对手。”一位成都商业观察人士表示,在成都社区便利店的竞争可谓“惨烈”,行业的整合与集中,有利于社区店合理的布局和良性竞争。
根据红旗连锁相关公告,在2015年3月18日,该公司以2.38亿元现金收购当地郊县零售商红艳超市旗下相关资产。其中,红艳超市遍及郊区县的直营门店就有125家。
随后,红旗连锁又启动收购成都本土第二大连锁超市——互惠超市。2015年7月,红旗连锁以不超过3.49亿元收购四川省互惠商业、成都市互惠实业、崇州市互惠生态农业共同持有的成都市互惠超市100%股权。后者在成都地区的门店达到388家。
不久,红旗连锁将步伐迈进四川二级城市,收购了拥有38家门店的乐山四海超市。经过2016年的消化与调整,红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在商业领域的雷厉风行成果显现:关闭108 家,新开门店538 家,由此红旗连锁以2700余家门店的总数实现了在经济深度调整期的逆势发展,形成“以成都为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的扩张格局。
不过,门店的扩张相应也带来了一定的成本压力。以互惠超市为例,收购成本便存在延期摊销效应,按照单月500万元的费用计算,其全年摊销金额高达6000万元。
此外,新增门店又面临着租金、装修设施设备、人员工资等一系列投入,在财报中表现为当期公司销售费用出现22.82%的增幅。
“2015年进行了3次收购,门店外延扩张导致开店费用以及相关人员工资、房屋租赁、装修、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增加。”东兴证券研报认为,新开门店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能够达到盈亏平衡,其收益显示相对滞后,因此新开的门店“将在2017年逐渐显现效益。”
全力引流
“此前预计2016年进店消费人次能突破3亿,结果数据出来后才发现,竟然增长至3.56亿人次,这着实让我感到惊讶。”曹世如表示。
红旗连锁年报显示,2016年,公司增值业务收入58.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87%。由于财务会计准则和年报披露标准的原因,增值业务收入并不会计入到公司总体营收中。
招商证券研报认为,红旗连锁增值业务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以便利超市零售业态为主,同时不断提高增值服务质量,目前已开展公交卡充值、水电气费代收等70多项便民服务措施。”
“目前增值业务种类达70多项,各项佣金率也不相同,整体维持在千分之四左右”,红旗连锁财务负责人表示,虽然佣金率并不算高,但是金额较大、本身又无其他附加成本,所以对公司利润有不小贡献。
增值业务的迅速发展,为上市公司带来可观现金流的同时,又会进一步增加客流量,进一步反哺既有的商品零售业务。
不仅如此,红旗连锁在引流方面出台了诸多举措。在今年1月,红旗连锁与摩拜单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整合优势资源,让单车资源从“目的地”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真正满足不同时间、不同片区、不同年龄段用户绿色出行的需求。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实现真正的“共享单车O2O服务模式”。
2017年1月初,摩拜单车开始在成都市的红旗连锁门店开展首批“摩拜推荐停车点”的立牌和布局工作,目前已完成51家门店。下一步,将陆续推广到更多门店。今后,红旗连锁将成为摩拜智能共享单车在成都大街小巷的重要集散点,来红旗连锁门店购物的成都市民将享受到摩拜单车无缝对接的出行服务,摩拜用户也可将紧急故障车归拢到附近的红旗店,摩拜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在销售方面,双方将开展联合促销、多元化营销,通过线上线下的合作,在鼓励绿色出行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福利。
便民生态
“公司积极推进‘连锁+互联网+金融’新的商业模式,打造‘互联网+’时代的便民生态圈。”东兴证券研报评价说。
“从公司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相关数据库,此前还只是以自用为主,今年公司将加大对数据的应用。”曹世如介绍道,通过对消费数据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以及不同地区的购买力和购买偏好。
按照她的规划,基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现有门店、商品结构进行提档升级,比如对外国人居住较为集中、消费能力较强的城南板块,便可以增加这类门店的进口食品种类。
在东兴证券看来,红旗连锁正在加快提档升级,拥抱“互联网+”:“升级改造自主研发IMP综合营销平台;上线红旗APP,铺设红旗WiFi、打造红旗微商城,开通支付宝、微信等多元化支付方式,涉足跨境电商,积极推进O2O建设。”
此外,2016年4月,红旗连锁曾与四川发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川酒系列品牌,或将在今年上半年亮相。四川发展与泸州老窖在共同出资设立四川发展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主要开展四川乃至全国酒类产业整合升级,打造中国酒类产业领先的投资运营平台。目前,该公司已经开始并购四川和重庆等多家白酒企业。
对于红旗连锁来说,企业多元化的新突破还在于出资率先设立四川民营银行。据悉,公司与四川新希望、银米科技发起率先设立的四川民营银行“四川新网银行”于2016年12月28日开业,新网银行将利用O2O思维发展金融,依托互联网为小微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此次涉足金融领域能有效丰富公司业务,提升综合竞争力。”东兴证券评价说。
(二)银行高管互联网金融创业的另类征途
“互联网出身的创业者更多关注客户体验,导致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更多局限在支付、网贷等少数对客户体验要求较高的金融领域,对风控要求较高的投行、对公业务依然难以涉足;但他们的加入,却可能将风控经验与科技金融相融合,有机会在改变传统投行、对公业务模式的同时,找到风控与业务规模相得益彰的发展模式。”
“感觉此次朗迪纽约峰会几乎成为国际大型银行高管的见面会。”一家美国科技金融机构负责人感慨说。
在峰会间隙,他先后遇到多位老友,包括渣打中国前副行长、现任点融网首席运营官罗龙翔,以及原渣打银行前首席创新官、现宜信新金融产业基金合伙人Anju Patwardhan等。
在他看来,吸引国际大型银行高管纷纷投身互联网金融的最大驱动力,在于传统银行业务正面临竞争激烈、流程繁琐、业务创新不足的发展窘境,而以科技驱动的互联网金融却再创造一大片蓝海市场——无论是区块链在支付、记账、创造信用环节的应用,正在改变银行很多业务的信用评估模式;还是脸部识别、大数据分析等黑科技的普及,对传统金融操作流程与风控效率带来颠覆性变革。
记者也发现,无论是国际大型银行高管,还是国内银行高管,在转型创办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征途上,都有共同的转型困惑。
“我们必须适应截然不同的经营理念,比如互联网思维、极致的客户体验,以及很多不可思议的黑科技。”曾在花旗、德意志银行担任大中华首席代表和行长职务,如今创办P2P网贷平台华夏信财的李彬告诉记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中美监管趋紧,银行高管的加入互联网金融创业浪潮,也给两国科技金融产业带来不一样的“发展潮流”。
“互联网出身的创业者更多关注客户体验,导致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更多局限在支付、网贷等少数对客户体验要求较高的金融领域,对风控要求较高的投行、对公业务依然难以涉足;但他们的加入,却可能将风控经验与科技金融相融合,有机会在改变传统投行、对公业务模式的同时,找到风控与业务规模相得益彰的发展模式。”他们直言。
银行高管的互金创业征途
与众多国际大型银行高管投身创业互联网金融相似,李彬坦言自己也赶了一个晚集。
2015年,华夏信财正式成立,当时正值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
“晚点进来也有好处。”李彬向记者解释,一方面可以了解纠正其他互金机构此前出现的错误,让自己少走弯路,二是能洞察网贷业务的不足之处,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
他并不否认,这是自己传统银行经营思维在“作祟”,但这种经营思维的确给华夏信财带来不同于互联网人士背景平台的经营模式。
从华夏信财成立起,他就做出两项特别规定,一是聘请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业务进行审计,二是将《巴塞尔协议》的三大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运营风险灌输给整个经营团队。
在他看来,如此操作的好处,一是避免华夏信财效仿互联网金融的某些营销做法,先通过烧钱赚取流量一味扩大业务规模,反而忽略风险管理;二是让团队意识到,互联网金融本质还是金融——金融不是靠暴利赚钱,而是靠复利效应获取可持续的收入。
他坦言,一个银行家创办网贷平台,必须面对互联网思维与传统银行风控模式的不断碰撞冲突,比如互联网金融追求极致客户体验,让借款风控审批流程变得简单便捷,但这也会导致风控流程漏洞不断,坏账率不断升高。
“这也许是银行高管创办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优势之一。”他坦言,依靠以往多年在银行工作所积累的大量风控经验,他还是找到不少让科技金融与传统风控经验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到风控模型里。
“目前,我们的风控模型会将坏账率设定在5%-7%,既保障业务快速增长,又确保坏账损失不会冲击盈利目标。”李彬透露,华夏信财在践行对坏账控制力的基础上,去年四季度业绩环比增速超过60%。2016年上半年经外部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中期即实现4000多万元净利润。
但这并不足以令他高枕无忧。每天,他依然需要学习如何将传统银行风控理念与最新黑科技融合。
在他看来,无论科技如何驱动网贷业务模式创新,网贷平台与银行机构类似——按照《巴塞尔协议》都存在3个悬崖点:一是流动性风险,若银行凭借资金实力只需保持30天流动性兑付需要,网贷平台至少要做到45天;二是经营风险,必须将人力与信息投入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避免大量利润被规模扩张吞噬;三是坏账风险,通常坏账率存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坏账率突破7%,就可能直接跳到15%-17%,原因是风控模型出现了一个反欺诈漏洞,被很多欺诈者趁机套利。
引资入股的取舍之道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随着中美监管趋严,有银行高管创业背景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始越来越受到风险投资机构青睐。
上述美国科技金融机构负责人在朗迪纽约峰会间隙向记者表示,多数美国科技金融机构在B轮融资前后,都会被问及大量合规操作问题,甚至不少知名风投机构将科技金融平台是否拥有知名银行高管创业背景,作为投资决策的关键加分项。
不过,这对美国科技金融机构却是双刃剑,若平台出现违规操作,就会遭遇大量机构投资者“用脚投票”。去年,尽管lending club云集美国前财政部长Larry Summers、摩根士丹利前CEO John Mack等担任董事会成员,但一笔2000万美元贷款违规操作被曝光,就导致股价大跌。
“其实,美国大型银行高管创办的智能投顾或科技金融机构,不大愿吸收风险投资基金作为股东。”多位美国科技金融业内人士坦言,他们更希望引入大型投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双方在风控理念有很多契合点,不会像风投机构一味要求业务快速增长而不得不将风控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投行能将大量非标信贷资产转化成标准化金融产品,让科技金融机构拥有更大拓展空间。
李彬向记者直言,这与自己引资思路颇为相似。目前华夏信财正在按数十亿估值筹划B轮融资,可能会吸引国有企业入股。因为国有企业也追求稳健经营,还能提供额外的资源整合帮助。
记者获悉,此前华夏信财已吸收美国Cathay-Capital美元基金、上市公司冠福股份(5.150, 0.02, 0.39%)(002102)大股东林氏家族作为股东,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型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随着B轮融资完成,这家机构计划明年谋求上市。
“到时,银行高管创办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否获取更理想的估值(相比互联网人士创办的网贷平台),就让资本市场来检验。”他表示。
· 本周重点政策跟踪分析
(一)网上买药怎样才能方便又安全 新政策说平台要承担责任
药品流通改革作为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而作为流通改革的探索之一,国务院在2月初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更早的1月底,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平台除外)审批”。
“互联网药品交易在我国探索了近20年,相对于其他网络购物而言,进展不快,这些鼓励措施很有积极意义。”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于明德指出。
作为药品流通中与公众生活最直接相关的一环,网络售药如何安全地驶入快车道?
互联网售药降低流通成本
互联网和药品的结合,不仅仅是方便购药的问题。“互联网可以给药品流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于明德谈及上述新政时说。
药品的畸形售价,很大一部分缘于流通环节的混乱。长期关注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分析认为,我国药品流通企业多、散、小,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和流通秩序混乱,一定程度上导致药品价格虚高、吃药品回扣等现象。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介绍,我国药品的流通费率一般在7%左右,而美国一般在1%到1.5%。
《意见》中提出的“互联网+药品流通”,是从整个药品流通行业改革的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目的是通过互联网把全国药品市场打通,对接和共享药品信息,推进医药流通产业结构优化。”胡颖廉认为。
国务院医改办相关负责人在解释《意见》出台的初衷时表示,与规范医药代表等政策一样,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也是为了降低药品虚高价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第三方平台须承担更大责任
促进流通的同时,监管的难度将会加大,尤其是与公众用药安全直接相关的网络售药环节。
网络售药在我国起步不晚。1998年,上海第一医药商店开办了国内首家网上药店。截至2017年2月28日,我国共发放《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916张,拥有网上药店649家。在网络购物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速度并不快。
互联网交易如何能确保消费者用药安全,这是人们对网络售药最大的担忧。近年来,监管部门查获的假药大案,不少都是以互联网作为重要销售渠道,消费者对网售药品的投诉举报数量也显著上升。
“目前,企业到企业的流通,比较让人放心。大家更关心面向消费者的交易。”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说,开展网络售药必须要有实体店,且做到责权一致,公众权益才能受到保障。
在面向消费者的网络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的风险更难把控。“像一些大型药品经营企业自建网店,直接面对消费者,其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是点对点的、双向的,相对可控。如果有第三方的参与,这几个‘流’是割裂的,变得更复杂。而且,第三方平台流量很大,一旦发生药品安全事件,危害很可能是跨区域的、全局性的。”胡颖廉说。
政府对推动网络售药发展仍有一种谨慎的信心。《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分为A证(第三方平台交易)、B证(企业与企业交易)、C证(企业面向个人交易)。国务院最近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平台除外)审批”,即以后只有涉及第三方平台的A证才需要审批。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在放松,在取消B证和C证审批的同时,国务院要求这些获证企业建立网上售药监测机制。
“但网络药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风险如何防范?这些还需要更加明确的规定。目前第三方平台对于网售药品安全的保障作用并未体现,因此总的思路是平台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胡颖廉说。
于明德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和零风险。第三方平台确实需要加强监管,但怎么把风险控制到最小,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摸索和完善,应鼓励社会大胆尝试。
执业药师要跟上
网络售药的另一个阻力是药事服务的短缺,网上处方提交、执业药师指导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很多国家对网络售药都采取谨慎态度,并非完全放开。”吴浈强调,药品的特殊性在于,消费者购买使用时需要专业的用药指导,否则就会出现一些不良后果甚至药害事件。
目前,消费者在网上能买到的药品只限于非处方药。处方药是否可以上网交易,一直争议不断。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试行版)》的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得采用邮寄、互联网交易等方式向公众销售处方药”。
“国外少数国家之所以敢放开网络售药,那是因为他们的药事服务很发达。但在我国,一些实体药店都看不到真正的药事服务。”胡颖廉说。
截至2016年,我国拥有注册执业药师34万人,零售药店45万多家。也就是说,几乎四分之一的药店没有配备执业药师。《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依托现有信息系统开展药师网上处方审核、合理用药指导等药事服务。但没有专业的药师,何谈专业的药事服务。
“执业药师相当于药品安全治理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好了,网络售药才能做好。”胡颖廉认为,执业药师的问题没有解决,网售处方药不宜放开。
据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介绍,我国将以立法的形式来加快执业药师队伍的发展。“全国人大已经把药师法列入立法计划,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式启动了药师法立法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研究,进行前期调研准备。”
于明德则认为,在加快执业药师发展的同时,可对网售处方药进行试点探索。“只有真的做起来了才能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不能一禁了之。”
· 本周聚焦
(一)互联网下半场,资源整合者向创造者转变
年初围绕马云与宗庆后的观点之争恰如其分的点燃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导火索,与宗庆后持同样观点的董明珠、李东升这一波老炮儿们思想正统,极为排斥马云宣扬的「口号革命」;具体来说,马云的「五新理论」本身是有招黑体质的,大而化之、泛泛其谈对于实业家近乎嘲讽一般,难免不会引起反感。宗庆后在一次电视访谈中称马云为「马忽悠」也反映了其一贯的价值观。
但马云的观点即便有诸多瑕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走到相互融合的拐点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对于阿里而言,纯粹的线上电商业务已经接近顶点,因此不得不从简单的以GMV论英雄切换至用户停留时间。所谓的五新更多的是阿里的寻求新增长点的结果,而不是目的。
相比BAT转型战略,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则是彰显了虚实融合的潜力,美团点评、小米、滴滴、摩拜、ofo等新型互联网企业整体都开始向重资产式的传统实业靠拢,在实体经济低迷,纯粹互联网饱和的情形下,融合路线愈发显得可行。
越来越重的互联网公司大概有两个特点,即先天与后天之分。诞生于2015年前后的两家互联网企业ofo、摩拜单车极具代表性,对于固定资产的大幅度投资正在刷新互联网创业的边界,正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鼠标加水泥」的模式。在先天之外,从互联网诞生伊始就一直奉行轻资产模式的互联网企业都在加码线下资产,以求得在互联网下半场获得一张船票。
线上集体下沉的趋势
物理概念中,介于液态和气态之间的物质被称作超临界流体,这种节制同时具备了液态和气态两种物质的特性。而目前的互联网企业显然正在朝着这种中间态发展。
前期的用户体验被强行割裂为线上、线上独立状态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不乏传统实体的和互联网彼此互持「优越感」的心态,对应着同马云煽情的演讲与宗庆后颇为激烈的驳斥,线上线下对立这必然不是用户体验的最优解。基于共同利益,对峙心态延续至今也越来越没有市场,对于互联网企业,用户体验这一课必须得补上。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阿里,其强调的「新零售」模式落到实处就是银泰百货、苏宁云商、三江购物先后被收入囊中,很显然阿里加码线下商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融合线上线下的既有优势,形成一个独立于纯粹线上或纯粹实体的新消费场景。
小米所强调的互联网电商手机模式也遭遇了增长天花板,给业界的教训是:线下零售的潜力被低估了。所以,小米虽然标榜轻资产模式,却不得不重视实体零售的价值,甚至雷军直言「一千家实体店」是小米今后的目标。
此外京东与沃尔玛、永辉牵手,亚马逊的新型概念店Amazon GO,在时间线上也与阿里的动作重合。显然较于搜索、社交,电商业提前感受到了天花板的存在,变革与否不再是判断题。
重资产的「新生代」
相比老一辈互联网企业,新生代互联网创业公司有着明显的族群特征——重资产。
十年前,创业者往往蜗居一隅,几台电脑外加服务器的模式就能搭建出一家互联网独角兽,这是当时的创业模式;而现状,一家初创公司不仅需要做好线上运营,线下业务铺陈也必须紧随其后,双线作战。
所以,我们看到ofo、摩拜摒弃了以往的“拿来主义”模式,做资源的创造者者,而整合者。
根据ofo官方数据:
2016年10月15日,连接单车数量达到8万。
2016年10月18日,连接单车数量拥有量达16万。
2016年1月11日,平台连接单车数量达到了80万。
……
以这种扩张速度来估算,ofo的自有单车投放量必然是占据着绝对比例。
如果忽略新投入使用的小黄车3.0成本抬升,80万辆单车按照200元均价计算,大概花费1.6亿人民币,而业内人士表示ofo单车无故障运行寿命为6个月。那么,尤其是在创业前期,ofo单车的月折旧率也必然不会太好看,而且后期固定资产仍旧需要持续投入。
而相对更加「重资产」一些的摩拜则,则是通过自建工厂的形式生产单车,无论是6000元一辆单车还是3000元一辆,或者是不到千元的二代Lite,虽然相比ofo单车的投入产出比不一定低,但是短期内的资本压力更高。
不仅仅是共享单车这一行业,互联网造车领域的蔚来汽车虽没有整车生产线,却也在建立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基地。Uber的无人驾驶服务的市场化试水也从侧面揭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们不再着墨于资源整合,而在加强资源生产创造的能力。
互联网下半场
关于互联网下半场,无论在存在与否上有多少争议,有一个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线上)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没有了人口红利,习惯路径依赖的互联网创业方式再难复制这种成功。
所以,互联网下半场的叫法其实是互联网创业难度的陡增的结果,由此带来了两种迥然的方向:
深耕平台
由一线互联网公司组成的第一梯队,如谷歌、微软、亚马逊以及BAT引发的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仅以人工智能作为案例,近两年的炙手可热并不是因为一次偶然间重大发现而产生的,反而是在互联网对海量数据积累、挖掘、应用有长足进步之后而促成的。
所谓「大数据」,首先就是你得有很多很多数据。这就是互联网大佬们的先天优势。率先大规模搭建云计算平台的亚马逊以及后来者居上的阿里云,两者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之中的必然,但是放到创业者身上却几无可行性。
创造资源
发现空白并占领空白市场往往是创业公司的套路,白手起家在PC互联网时代往往是常态。而目前看来,创业伊始诉诸于资本的行为已然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纵然有着风气浮躁的扰动,但主因离不开互联网公司向「下」蔓延的状态——大规模购置固定资产,参与实体经营。
获客成本之于创业,往往是其面临的第一只拦路虎。
而新型创业公司的获客成本往往转移至线下资产。以一辆共享单车为例,无论创业公司如何补贴,其成本仍旧是以单车的折旧来体现,一辆单车在其寿命之内可以激活多个用户,均摊到每个用户身上其获客成本并不一定高,但运营思路却需要重新构建。
向线下进军的创业公司前期虽然需要高投入,但是这种投入其实是变相降低了获客成本。
流量的零和博弈时代
说实话,现在的产生获客成本困境是因为进入了零和博弈状态。关于如何解读流量这一名词,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停留时间、用户数量、使用频次。一名用户本身每天上网的时间都是有一定限度,而用户数量也处于动态固定,而由此失去了前两者,仅剩活跃程度的流量,价值就会坍塌。
在电商行业,根据京东2016年第三季财报,京东活跃用户数达到1.987亿,同比增长57%,而同期的阿里天猫则的增长率则是13.7%。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阿里一方面发力内容,在「用户停留时间」维度寻求突破,淘宝头条、淘宝达人、淘宝直播剑指内容电商;而另一方面,则是经营线下,作为新的增量市场,填补线上流量枯竭的困境。
此外,百度依靠新闻、音乐、社区问答等产品矩阵牢牢占据着中文搜索领域的制高点,但在移动时代却被众多超级APP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分而食之。今日头条的资讯分发、虾米、网易、QQ的音乐分发、知乎的问答;与超级APP相对应的是百度新闻、百度音乐、百度贴吧与百度知道,或许敏感者或多或少已经感受到这些百度搜索矩阵的核心业务正在被迫边缘化,外卖以及人工智能就是百度对转型的探索。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百度在数据积累上的优势延伸,那做外卖的意义显然值得深究。
百度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在扩大POI数据库的作用下,百度O2O服务直接吸引用户访问量达240万,同比增长117%。
这证明百度O2O业务尽管在利润上一亏再亏,但是其一大支线设定就是反哺搜索主业,迁移线下流量。
流量零和博弈是人口红利耗尽的最终表现,而这种人口红利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如同人类进化史中,当依靠采集获取食物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相应的农业生产就应运而生。
这便是互联网的进化史:由资源的整合者开始转向资源的创造者。所谓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剪刀差」反而正在成为两者加速融合的驱动力。
(二)用互联网思维开启"新公益时代"
本周,一场“去阿拉善看树”的公益直播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没有专业主播、没有脱口秀,只是8个普通人,前往阿拉善探望“他们的”的梭梭树苗。这让使用蚂蚁森林的用户,直观地了解到了自己环保的善举结下的善果。
一个源于蚂蚁金服普通员工的小创意,最终成了超过2亿人参与的一项公益产品。来自互联网的技术力量和思维,开启了公益的新思路。
依托“互联网+公益”的思维,正在推动中国的新公益时代:从过去单纯的“捐钱公益”转向更深层次的“参与公益”。
一个名叫团圆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通过阿里巴巴集团的志愿者团队开发,和国内众多互联网APP连接,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移动应用向周边群众推送,人们收到信息后,发现身边有孩子独处或和可疑人员在一起,就可以行动起来,或者提供宝贵线索,让孩子回家团圆。
2015年,我国一家民间公益组织“公羊会”发布了APP“平安云”。它结合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视频、语音等功能,用类似打车软件抢单的形式,让盲人可以实时获得线上志愿者的帮助。
蚂蚁金服于去年推出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上线仅两个月的时间,通过支付宝表达器官捐献意愿的人数就接近10万人(93754人),超过过去两年登记人数总和。
本周组织“去阿拉善看树”的蚂蚁森林,通过权威环保机构数字建模,计算用户地铁出行、网上缴费相应的碳排放,让用户在手机里养大一棵棵虚拟小树苗。虚拟树长成后,蚂蚁金服和公益合作伙伴就会在地球上种下一棵真树。截至2017年1月,蚂蚁森林的用户超过2亿人,累计种树111万棵。
通过互联网技术,公益活动能够最大规模地动员社会资源,激发每个人行动起来,通过互联网,最大程度发挥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主动去满足和维护公共利益,解决或改善社会痛点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儿童权益、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等,让所有社会成员从中获益。
从用户角度分析,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在公益领域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互联网将原本生活在“二次元”的年轻人团结了起来。目前,蚂蚁森林的用户里,“80后”、“90后”占绝大多数。在未来,人们的价值表达更加多元,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激发起年轻一代的公益心,他们是新生代的公益主力军。
从特质分析,“互联网+公益”带来的社会效应比设计者原先预计的还要效果明显。互联网因其特质,解决了传统公益模式中存在的信任痛点。在互联网的模式下,公益的过程变得透明合理,从而使得公众更为相信这一形式。两者形成了正向循环,这也是“互联网+公益”能够快速推进的原因。
在未来,随着区块链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完善,还将看到更多的公益创想依托互联网的平台而获得落实。将“小善”与“小善”结合,帮助人们举手之劳就完成公益行为,才是普通人公益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