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重点事件回顾与分析
(一)隆平高科等5家生物育种产业单位发布重大科研成果
8月21日晚,2017长沙生物育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会暨中国种业硅谷?现代种业高峰论坛欢迎酒会在长沙举行。会上,隆平高科、华智生物、湖南农科院、湖南农大、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5家创新联盟成员单位发布了近年来的重大科研成果。
长沙生物育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隆平高科、华智水稻等37家国内着名种业龙头及科研院所组建而成,致力抢占国际生物育种产业技术制高点,着眼“一带一路”巨大的种业市场机遇,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助力中国种业硅谷建设进行快车道,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强大的“芯片保障”。
即将于8月22日-26日举行的2017年现代种业高峰论坛暨水稻现代育种技术高级研修班,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共芙蓉区委、芙蓉区人民政府,隆平高科技园党工委、管委会共同主办,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沙生物育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承办。论坛的主题为“创新驱动、种业升级”,旨在创新驱动种业发展,进行产学研科企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40余家联盟理事单位代表及长沙市科技局、隆平高科技园有关负责人等参加当晚的联盟年会。
(二)芙蓉区打造“中国种业硅谷”
根据长沙市去年发布的《“中国种业硅谷”建设规划纲要》,未来,长沙市芙蓉区隆平新区将建成中国一流生物育种技术及产业聚集区。“中国种业硅谷”如何建?今天,芙蓉区举行中国种业硅谷现代种业高峰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官春云、万建民,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等专家出席。
袁隆平表示,建设“种业硅谷”是种业创新崛起核心战略,必须大力发展生物育种产业,打造“种业创新高地”。官春云建议,在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方面,科研单位要注重研究能力培养,教育单位要注重优秀学科培育、人才培育,企业要联合创新,在技术、方法、材料推广上下功夫。万建民呼吁,构建包括种质资源、育种技术、规模化制种、种子加工等在内的种业全产业链。
芙蓉区驻有湖南农大、省农科院、中科院亚热带研究所等高校、科研单位31家,是中国生物育种尖端人才密集区。同时,该区集聚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3家、种业企业近100家,建设“中国种业硅谷”优势明显。
隆平新区“中国种业硅谷”总规划用地近24平方公里,“十三五”期间将建成100万平方米以上的产业发展平台,研发约10O个国家审定新品种,实现生物育种产业年收入过100亿元。
· 本周重点政策跟踪分析
(一)《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或将于年内公布
谈起中药材种子种苗的市场状况及发展,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追溯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中药材物流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红卫连连叹息。深耕行业多年,刘红卫敏锐地发现,不规范发展的中药材种子种苗市场,已对中医药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中药材种子种苗的培养和销售体系落后烟草二三十年,落后粮食十多年,整个产业链是不规范的。”
《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
目前,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善。近日在贵州凯里举办的一场中医药发展座谈会上,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子种苗专业委员会(下称专委会)理事长赵润怀透露,《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已有望通过农业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查,或将于年内公布实施。这将是我国首部针对中药材种子种苗的管理办法,相关的行业规范管理和质量提升工作已提上日程。
种子种苗“野蛮”生长
“老乡们很需要纯正、优良、价格合理的中药材种子,他们宁愿多花些钱,也想到正规的种子公司去买,但问题是他们很难买到好种子。”河北省安国市科技局药材栽培高级农艺师叩根来的感叹背后,是中药材种子种苗“野蛮”发展的现实。“我国没有一家种子种苗示范企业,相关标准缺乏,在经营上属于‘三不管’地带,又少有人做质量管理,中药材种子种苗的生产和流通亟待规范。”
1年前,专委会成立之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黄璐琦这样描述种子种苗市场散、乱、小的现状:河北安国的中药材种子销售集中在"种子一条街"上,并随采收季节,分别有集市和地摊儿交易;安徽亳州的种子交易分散在药材市场周边的城镇,以集市交易模式为主,药材市场种子专营店铺较少,同样存在季节性;广西玉林整个中药材市场只有5家销售中药材种子的店铺,还有少量种子店铺分布在周边城镇……
据了解,种子铺的经营者主要由中药材经营者“兼职”。赵润怀告诉记者,这些经营者在采购药材过程中,了解到当地药农对种子种苗品种的需求,通过在本地或外地产区收购、调运等方式来提供服务。“有的药材商经营几十种种子,储存包装较为粗放”。药材经营者在兼营种子过程中,没有相应的种子质量检测条件,没有包装和内容清晰的标签,很少能有人按照种子的品质评级制定合理的价格,无法保证种子质量。
在售后专业技术服务的提供方面,这些种子商更是凭经验操作。“中药材种子的经营对经营者的专业性要求很高,他们一定要了解药材的种植过程和种子特性,要具有检测能力,必要时还要做一些发芽试验,以检测播种后的成活率。”赵润怀介绍,“药材种子特性不一,有的可以储存很久,有的却只能在当年播种。如果跨年或储存不当而失活,种子播种下去,基本是颗粒无收。但目前的种子经营者往往只靠在经营药材过程中摸索,这些‘经验户’难以提供技术服务,要是恰好遇到购买的种植户没有种植经验,就很容易造成种植损失。”
不专业的种子经营商还扰乱了药材的供应和品质保证。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规范引导,药材种子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混乱,有的品种被引入不适宜播种的地方,造成浪费。“我们曾经发现一些经营商在东北卖赤芍、桔梗种子,种植户辛苦耕种,最后却没有收成。”赵润怀说。
种子经营的不规范也加重了同一药材不同品种“污染”的状况。“药典收载有北柴胡或南柴胡,但地方标准却收载了红柴胡、藏柴胡等多种柴胡,全国统计有25种,8变种和3变型,这些地方用药标准原本只在当地使用,但前几年柴胡涨价带动种子价格猛涨,高价刺激不同基原的柴胡种子跨省跨地区流动,在一些柴胡产区,我们发现多种不同基原的柴胡混杂种植,出现了相互杂交与变异的问题,影响到柴胡的质量与安全。”刘红卫为此痛心。
育种投入产出倒挂严重
“随着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种子种苗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对品种的需要也在不断提升,迫切需要优质的种子。”赵润怀说。
然而与之对应的却是发展极为混乱的种子种苗市场。贵州省近日发布的2016年贵州省中药民族药产业统计主要数据显示,贵州省中药民族药全产业链2016年实现产值883.76亿元,其中种子种苗收入为25.82亿元,占比不到3%。对此,刘红卫直言:“按照种植中种子种苗上投入,其收入比例在5%~7%比较合理。”
“科研难度高,投入很大,市场很小,这就是种子种苗面临的问题。”赵润怀指出,“目前育种的投入和产出严重倒挂,说是有80多个品种实现了人工选育,但真正推向市场的寥寥无几,更没有几家企业是专业做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推广的。”
以中药“大品种”甘草为例,目前市场上供应的甘草大部分是人工种植,但它的种子一直来自野外采摘。甘草开花结籽需要3年之久,人工种植的甘草在两年左右就采收,无法等到收籽,因此每年的种子只能到内蒙古、宁夏等有野生甘草分布的地方去采摘,每年的采摘量达数百吨。野外采摘种子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不同产地的种子在成熟度和品质上存在差异,影响种植效果;另一方面由于野外采摘“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导致种子的价格起落不定,在小年的时候高涨到每公斤200多元,大年的时候却只有几十元,产业发展难以持续。
因此业内开始进行甘草种子的人工选育研究,试图以人工培养制种的方式来保证供应。2003年,中国药材公司开始进行甘草的品种选育,经过三代的选育与品比试验,在2014年获得新品种“国甘一号”。这是甘草的第一个新品种,在传统性状评价的标准下能达到产量比较高、品质比较好,在当年即通过了品种鉴定,拿到了全国推广的“通行卡”,目前正在进行大面积扩繁推广。
“并不是所有的药材都能像甘草一样获得优良品种,选育并获得优良品种的前提是人们对中药材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种质资源的收集、评价和筛选研究有足够的积累。”赵润怀介绍,目前300多种种植中药材中,尚且有1/3左右主要依赖野生资源,人工种植还是试验性质的,其种子繁育技术处在摸索阶段。而另外2/3的种植药材还没有开展种子系统评价研究,更不用说新品种的选育。人工育种的难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各地都有种子良繁部门或机构,但地区发展不均衡。“除了北京药用植物研究所,全国成规模的药材种子良繁研究并不多。虽然近年来河北等省在建设良繁基地,但繁育周期长,效果还未显现,搞得好的品种也就只有人参、三七、枸杞、甘草等几个有研究历史的品种。”叩根来说。
而研究种子种苗繁育的专业机构与人员,也存在很多难点与尴尬。刘红卫介绍,因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投入大,单价偏低的药材品种很难被重视、研究,单价高却用量少的品种也是如此。前些年种子种苗繁育研究机构与科研人员的课题往往与学术和职称评级有关,而从研究成果到推广应用还需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有的品种则需连续深入产地山区十几年才能出结果,这对于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是难以完成的,很多研究成果因此难以落地。刘红卫参加种子种苗的研讨会时还发现,部分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不了解产地与市场状况,与市场调研者的话题难以接轨。“你难以想象,有的研究员甚至连品种目前的主产地是哪里都不知道,这怎么谈得下去?”刘红卫的语气中满是无奈。
质量提升任重道远
现在,必须重视中药材种子种苗的选育和规范推广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近年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虽然加大了对中药材的质量控制力度,但质量安全事故仍然高发,安全隐患较大。究其原因,在于中药材质量的源头存在问题。如果我们的中成药原料存在不稳定因素,全面质量管理就难以实现。”好医生药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说。为此,不少行业协会、企业和业界人士都在为推动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提升和标准完善奔走呼号。
去年年底,专委会设置“中药材金种子”奖,目的是进一步推动中药材优良品种的选育推广,奖项一年一评,包括品种选育奖、标准规范奖和成果转化奖,且不设置名额限制。奖项设置后的首次“中药材金种子”标准规范奖颁给了黄璐琦院士领衔的“人参种子种苗国际标准”团队。这一国际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颁布的首个中药材种子种苗国际标准,也是首个以中医药(TCM)命名的中医药国际标准。
为给企业提供技术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专委会还将于9月举办首届中药材种子种苗技术培训班,针对中药材种子种苗生产、经营工作者,中药农业企业、种植合作社技术负责人或种子生产、加工骨干,意在促进种子种苗品种选育技术交流,并为企业操作人员传授基础的种子种苗知识和实用技术,在种子的鉴定、检测、加工等方面提高能力。
在种子种苗质量提升中,医药企业也在发挥作用。国药种业公司自去年11月开展国药种业标准体系建设工程以来,陆续发布了5个品种的试行标准。有志于种子种苗科研的个人也正参与进来。“一位同行选择了江西婺源的一条山沟,开展枳壳育种试验。方圆几十公里之内没有枳壳树不怕蜂媒杂交。我近期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想在河南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做一些研究。”刘红卫说。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提升仍任重道远。在赵润怀看来,要有效改善中药材种子种苗发展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多方配合发力,尤其是需要国家持续性的政策鼓励,在全国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并由科研机构发挥“主脑”作用。叩根来则建议,可以参照粮食育种体系,在各地扶持一些事业性的种子种苗繁育研究所,由国家支持,吸收在这方面有能力、有工作经验的人进行品种培育和鉴定。
而刘红卫认为,道地药材产地也应该参与进来。“道地药材产地要和科研院校、研究部门形成对接,在产地建立相对封闭、科学的种子种苗培育基地,培育并向种植者推广纯正的种子。这样经过几年的重整,加强中药材种子种苗品质管理,中药材基原混乱的问题才可能被扭转。”
· 本周聚焦
(一)黄金五年 种业“三变”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种业发展的黄金五年:种业市场规模从400多亿元成长到700多亿元,种业企业不仅加快“走出去”,而且初步改变了“小散弱”格局,在与“洋种子”的竞争中一改颓势,品种、人才、市场都发生了大变化
日前,中国化工集团宣布完成对瑞士种业企业先正达的收购,收购额达430亿美元,在国内外种业领域引起强烈反响。行业并购折射出我国种业近年来走过的发展之路。过去的5年,是我国种业发展的黄金五年。种业市场规模从400多亿元成长到700多亿元,种业企业不仅加快“走出去”,而且初步改变了“小散弱”的格局,在与“洋种子”的竞争中一改颓势,品种、人才、市场都发生了大变化。
品种之变??
国产种子收“失地”
10年前,美国玉米品种“先玉335”以其“单粒点播”适宜机械化的优势,在几年时间抢占了我国东北市场的不少份额。2012年高峰时,推广面积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8%。“国外种子按粒卖,国内种子按斤卖”,就在那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我国自育玉米品种与国际领先品种间的差距也于此暴露无遗。
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种业市场放开后,国产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洋种子”的代表是玉米“先玉335”和部分设施蔬菜品种。最高峰时,“先玉335”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国外种子占据山东寿光设施蔬菜种子的大部分市场。“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玉米育种家程相文说。
反观当时我国种业的情况,创新能力却很薄弱,大量换汤不换药、“换个车灯就是一辆新车”的所谓“新品种”层出不穷;而掌握大量人才和资源的科研院所以论文为导向,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要求加快公益性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分离,使其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科企合作育种。此后的几年间,在一些重大品种上,打破了体制障碍、学科界线、院墙壁垒,组建了集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共同参与的良种重大科研攻关联合体,以四大粮食作物为主线,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品种需求。
目前,玉米以机收籽粒品种为突破口,大豆以高蛋白食用品种为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品种权64件,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62件,相当于过去七八年申请量的总和。“6年前,我种玉米用的是‘先玉335’种子,不过现在1万多亩地已经都换成国产的‘良玉99’了。”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种粮大户李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一开始我对国产种子的质量也有疑虑。2013年试种了400亩,发现国产品种抗大小叶斑病,还特别抗倒伏,今年就全换了。”
随着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国内种企的“失地”正在收复。“国产品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外品种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选育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国产化率达95%以上,蔬菜自主选育品种占87%以上,玉米自主选育品种占85%以上,一批自主研发的突破性苗头品种增长势头强劲。”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说。
科研之变??
打破转化“肠梗阻”
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离不开种子企业,种子企业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此前,我国80%的种业科技人员集中在科研单位,而80%的种子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局面亟待扭转。让科研人员“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是扭转这一局面的突破口。
2014年底,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确定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水稻所、蔬菜花卉所以及中国农业大学玉米改良中心4个科研单位,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机构与科研人员权益比例试点工作。权益改革对科研人员在成果中所占的比例划出了最低线:新品种权的权益比例不低于40%,育种材料的比例不低于60%,大大高于当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不低于20%的规定。
今年,试点单位已由最初的4家扩大到全国的122家。尽管如今已习惯了高额转让费,但回忆起第一年试点的情形时,中国农科院作物所高级农艺师王德森依然难掩激动。2015年,他所在课题组培育的“中麦875”和“鄂麦170”两个品种获得转让费121万元,按照试点原则,其中60%直接分配到个人。王德森作为参与者之一,所得收益占这60%中的5%,到手3.6万元??转让费比往年翻了一番。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李立秋表示,我国有400多家科研单位的1.6万名科研人员在从事种业研究,育种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长期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43万份,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2万多个,基础研究不可谓不强,但种业产业却不强,关键就在产学研脱节。通过改革,不再是教授带着一帮学生的课题组制,让商业化育种解决了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育种由项目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唐文帮如今还是湖南希望种业的育种总监。从2013年开始,湖南农业大学和希望种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公司每年给学校38万元技术合作经费,其中18万元由唐文帮作为课题发展基金。他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进行品种选育等研发工作。对于研发成果,独家经营权归希望种业,销售每公斤种子提成0.6元给学校作为品种权费。
“在科研院所,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品种审定,完成课题,不用考虑能否适合推广。在企业,选育什么品种我说了不算,要由市场和企业育种委员会说了算。”唐文帮说,在湖南,真正适应情势变化、能够推广上百万亩的品种都出自企业。
企业之变??
重组改善“小散弱”
“你可能列举不出有哪些国外知名育种专家,但你不会不知道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李立秋说,现代种业的竞争是种企的较量,是科技和资本实力的竞争。目前育种已经全面进入分子育种时代,跨国公司正大规模采用双单倍体技术等,育种呈现出大规模、精量化等特征。为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杜邦先锋与陶氏益农、孟山都与拜耳等跨国公司正掀起重组热潮,种业与农化、大数据深度融合,市场垄断格局进一步加强。
近5年来,虽然全球种业市场总市值有涨有跌,但国内种子市场价值持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随着市场壮大,我国种企“小、散、弱”的格局明显改善。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4300家,比5年前减少50%;上市企业50多家,市值超千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达到200多家,比5年前增加2倍多;前50强市场占有率35%,比5年前提高8个百分点。
目前,种业前十强的年研发投入都在亿元以上。“中种集团每年以超过1亿元的资金用于研发,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与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比例基本持平。”中国种子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中种集团武汉光谷科技中心分子育种实验室,基因组育种部总监周发松介绍,中心初步建立了SNP芯片检测平台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创制了全球第一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
广阔的市场蓝海也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的参与和角逐。5年来,种子企业兼并重组布局进入空前活跃期。中信集团出资27.9亿元入主隆平高科,之后利用隆平高科平台收购天津德瑞特;中农发种业投资12.6亿元并购山西潞玉等8家种子企业。
目前,我国种业企业申请新品种保护量占总申请量的53%。以“京科968”“隆平206”“济麦22”等为代表的玉米和小麦品种,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培育推广了“Y两优1号”“登海605”等亩产潜力过1000公斤的水稻和玉米品种,涌现了“丰垦139”“德育919”等一批适合机械化的新品种。据统计,如今玉米、水稻的企业自育品种分别占比50%和47%,比5年前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
(二)我国种业在改革中振兴
在今年的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合作展上,86岁的袁隆平介绍了最新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引起泰国、缅甸等国的浓厚兴趣。从“洋种子”占领国内市场到“本土种”收复失地,再到自主品种走出国门,5年来,民族种业走过了不平凡历程。
“饭碗”要端牢 种业当自强
在21世纪最初10年,我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国内种业市场放开后,民族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洋种子”席卷而来,震撼了国内种业市场,也警醒了种业人。
有人将跨国种业巨头比喻成“航空母舰”,而国内种企则是“小舢板”。区别不仅体现在企业规模,还有科技创新能力,更体现在科研体制、人才储备、经营模式上。发达国家种业有着上百年市场化历程,我国自2000年开始实施《种子法》后才真正迈入市场化进程。
“洋种子”的代表是玉米先玉335和部分设施蔬菜品种。最高峰时,先玉335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国外种子占据了山东寿光设施蔬菜种子的大部分市场。“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玉米育种家程相文说。
制度体系创新是民族种业求变的关键。2011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3个文件,十二届全国人大将现代种业立法提上日程,全面修订《种子法》,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品种创新力和供种保障力,吹响了民族种业振兴的号角……
5年来,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民族种业的“失地”正在收复。以京科968、隆平206、济麦22等为代表的玉米和小麦品种,种植面积均超1000万亩;培育推广了Y两优1号、登海605等亩产潜力过1000公斤的水稻和玉米品种。国产品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一批自主研发的突破性品种增长势头强劲。
“我2009年开始种玉米,用的是先玉335的种子,不过现在1万多亩地都已经换成国产的良玉99了。”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种粮大户张强告诉记者,“一开始也不信,国产种子能比国外的强?2012年试种了600亩,结果发现国产品种不仅抗大小叶斑病,还抗倒伏”。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说,目前,国外品种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已占玉米的85%以上、蔬菜的87%以上,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
步入深水区 啃下“硬骨头”
种业改革从第一块“硬骨头”发轫??确立种子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为主体”在业内激起了千层浪。长期以来,我国育种创新的主要力量都在科研院所,大多数技术设备也都在科研院所。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要解决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问题,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这也是国外成熟市场的历史经验。”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针对产业痛点作了分析。经过调研论证、征求意见,一系列以扶持企业创新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为支持企业育种创新,国家种子工程、生物育种能力建设等专项先后投入近10亿元,引导企业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研发经营所得、资产重组等给予税收减免。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部等6部门联合下发文件,从创新信贷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来源等方面对现代种业发展给予金融扶持。
针对制种基地和生产风险问题,财政支持的国家级制种大县奖励、制种保险试点等政策,逐步在甘肃、四川、海南3大国家级基地和58个制种大县(市)推开。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安排制种大县奖励资金9亿多元,杂交水稻、玉米和小麦繁制种保险试点达160万亩以上,显着增强了优势制种基地抗风险能力。
种业改革的第二块“硬骨头”,是要解决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让科研院所的资源“活”起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科技人员实行科研成果的权益激励,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最有效手段。”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农业部、科技部2014年选择4个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对科研人员在成果中所占的比例划出了最低线,新品种权的权益比例不低于40%,育种材料的比例不低于60%,大大高于当时不低于20%的规定。科研人员吃了颗“定心丸”,推动了科研成果向企业流动。今年7月份,这项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
随着种业科研体制的重大转变,科研院校与所办种子企业完成“事企脱钩”,实现了“两分离”,科研院所在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上持续取得新突破,中国与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种企搞研发 行业重布局
一系列改革举措,提振了种业界的发展信心。“国务院文件出台之前,我们是有顾虑的,现在明确了企业是商业化育种的主体,我们有了底气,可以放心大胆地搞科研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秀宽说。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研发上不断加码。2015年,全国种业前50强研发投入13亿元。
中国种子集团总经理张学工告诉记者,中种集团每年超过1亿元资金用于研发,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与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比例基本持平。在中种集团武汉光谷科技中心分子育种实验室,基因组育种部总监周发松博士说,研发中心初步建立了SNP芯片检测平台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研发了全球第一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
2015年,全国种业10强、50强销售额分别为130亿元和270亿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18%和35%,比2011年分别提高3%和5%;前50强净资产总和近250亿元,比2011年增长1倍多。
5年来,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空前活跃。中信集团出资27.9亿元入主隆平高科,中农发投资12.6亿元并购山西潞玉等8家种子企业。截至2016年,全国持证种子企业4333家,比2010年减少50.2%,企业“多、小、散”状况明显改善;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种企达200多家,比2011年增加2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