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这样一种谨慎温和的美联储行事风格，给中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高于其正面作用，这种风格适合美国利益的提升，却可能牺牲他国的利益。
首先，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对QE退出的预期。
美联储今后闪烁其词的信息发布会议还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大宗商品市场短暂而且可能是比现在更强的价格波动。这对实体经济的复苏增加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长期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和偏低的利率水平，使得通胀的隐患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都在同步增加。
尽管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消费能力（家庭财富效应提升）和投资能力（企业交易条件改善），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利好美国的就业复苏，但是，资金流动方向的不确定性和过度集中的价格扭曲问题，会加大经济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可能转变为对别国进行风险转嫁。
牺牲他人的货币政策取向，也会对国际之间的健康贸易和投资形成阻力，从而导致各国保护主义抬头，又使以邻为壑货币政策的效果而被弱化。弄得不好，这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变得更令人担心，比“耶伦时代”更甚。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有集体的制衡约束机制（理事会投票决定），以及议会的听证机制，因此，支持泰勒观点的政界精英和业界精英还是可以行驶纠偏机制的。
中国金融行业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货币带来的冲击？
首先，我们要提高有效管理资本账户和合理引导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能力。
其次，我们一定要做实经济基本面。
第三，让外资外债结构不断优化，让容易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影响的短期资本的比例得以有效控制。
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十九大所强调的新发展理念，用“创新”打造让消费者认可的商品和服务，用“协调”发展的战略打开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用“绿色”的业态发展赢得海内外的高度认同，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用“开放”理念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理念，让宽松的金融环境真正为实业投资和大众消费服务，用“共享”的包容来挤出保护主义和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方式，让中国崛起就是世界威胁的谬论不攻自破。
总之，我们国强民富的愿望，要按照我们自己设计好的道路循序渐进地走下去。只有这样，任何可能出现的外部金融冲击，都能在我们不断进取、解决“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基本矛盾中所积累的“中国智慧”里得到充分地化解。
